这一标准为法条中的不确定概念提供了基本解释取向，但还需要经过嗣后同类或者类似案件的检验，才能成为符合现实需要、回应条文内涵的司法认定标准。

[2]陈晓明认为：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并非简单的概念创新，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含。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强国[1]。

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实际上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都服从法律秩序的过程。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将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根本任务写入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和社会保障 《决定》虽然没有正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决定》却从体系化、系统化的观念来认识法治中国的意义。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现代化事业，应当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齐心协力，为全面推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现代化做好各项扎扎实实地理论准备工作，努力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不能仅仅从法治化角度入手，除了要根据党的十八报告的要求，学习和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重要和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之外，通过增强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来有效地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通过有效的道德、公序良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性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价值冲突也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由此可见，宪法财产权最初只是保障物上所有权，其整个教义学结构都是围绕物的存续状况的维持展开的。

这个转变还意味着，原来只针对个别的、具体的对象的所有权保障，就可以扩及抽象的财产的价值整体。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说超出应纳数额的部分因无补偿而违宪，那么应纳部分同样是征收，那么其伴随的补偿又是什么？论者或许可以主张，任何纳税人都需要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国家的税收正是用来支付这些服务和产品，从而可以将这些公共服务和产品看做是对征收个人金钱的补偿  摘要:  传统上，个人所得税被认为与财产权保障无关。财产权传统的功能在于保障自由，保障财产的私使用性(Privatnützigkeit)。

(17)所谓扼杀性效果(erdrosselnde Wirkung)，是指国家并非是为了征税，而是希望以极高的税收，使得该项经营活动无法进行，这意味着，征税只是为了掩盖国家禁止的目的。但是这种变化带来的问题是：因为扩大的征收概念与财产权社会义务的概念发生了重合，二者都是不转移所有权而对财产的使用、收益等的限制，有些被认为是应补偿的征收，而有些却被认为是无需补偿的社会义务。

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征收必须附带补偿，从而无补偿的征收，也就是征税中超收的部分就是违宪的。在财政学与财税法学上确立的量能课税原则与此处的比例原则有密切的关系。从而所得税显然不是征收，而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28)征收是一种对平等原则的违背。

个人所得，乃以国家所确立之商业法律制度为基础，此包括社会大众所创造之市场条件、生产规格、技术与商业关系。而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及整体财产利益后，孳息就落入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而国家的征税(令个人承担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也就构成了对财产权的限制。由此可见，宪法财产权最初只是保障物上所有权，其整个教义学结构都是围绕物的存续状况的维持展开的。税收与征收的区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征收针对的是财产本体，而税收针对的是财产的收益。

对于征收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究竟应如何区分，有两种学说：特别牺牲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27)(征收)是以剥夺或者负担的形式对财产的侵害，其以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方式影响有关的个人或者人群，强制其为公众承担特别的、与其他人相比不公平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预期的牺牲(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个人所缴纳的税款，就不会再因为不能与某个具体的物直接联结而被排斥在所有权的保护范围之外了。这种对补偿概念的扩大难以与既有教义学体系相融贯，难以接受。

凡此种种前提，乃对应于个人所得之社会义务。在1995年关于财产税的判决中，宪法法院结合基本法第2条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将宪法上的所有权保护扩展到与处分权和用益权相关的财产价值保障上，(14)也就是从对财产的占有、使用等存续状况，扩及基于财产的交换和收益等的价值层面，从静态的所有走向动态的市场。(12)从物到各种财产利益，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被大大扩张了。但是，如果将所得税纳入财产权的教义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不与补偿相联系的。(22)参见《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2004年03月15日。

(21)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也是非常明确地确定了唇齿条款的含义。对个人所得税，我国财税学和财税法学多有研究，但就笔者的观察所见，其中对宪法基本权利原理的运用尚嫌不足。

例如，在德国1954年的投资帮助案(Investitionshilfe)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投资帮助法并未构成对诉愿人所主张的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的干预(Eingriff)，基本法上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并不及于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Geldleistungspflichten)。宪法修正案草案最初的表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在传统上，征收是指公权力剥夺对物的所有权的行为，所有权的移转是其基本特征。(33)在1981年的水沙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联邦普通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所确立的标准之上进行了概括与发展。

财产权的行使应当同时服务于公共福利、财产的征收，必须是为了公共福利，并且必须根据法律进行。现代国家一定是租税国家，宪政国家一定是税收得到良好法律控制的国家，相关的研究，需要宪法学界和财税法学界的合力。国家针对个人的税收，作为一种国家课以的金钱给付义务，就自然应该作为财产权的问题来讨论。这种观点从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其论证在技术上的困难显而易见。

(3)限制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Notwendigkeit。(34)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构成征收的关键是看是否完全或者部分剥夺了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

从比例原则出发，对于个人所得税进行合宪性审查，首先要分析的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否出于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个人所得税的宪法依据。(18)孳息不同于财产的本体。

如果对补偿范围发生争议，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24) (二)两种类型的区分标准 按照古典概念，征收是国家对私人所有物的本体的取得，并支付对价作为补偿。

对于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的审查，一般包括以下内容：(41)(1)该限制性法律是为了追求正当的目的(legitimerZweck)。征收个人所得税，使得国家具备维护市场之能力，个人所得税有助于促进该正当目的的实现，从而也能够通过比例原则中适当性的审查。这说明第13条的修改是充分考察了财产权的规范内容的变迁的。(40)Walter Leisner, Eigentum, in Isensee/Kirchhof(HStR), HStR, Bd, VI., 2001, § 149, Rd. 61. (41)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 25. Aufl, 2009, S. 68 ff. (42)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60～161页。

按照德国学者Kirchhof的观点，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正当性来自于个人所得的市场关联性。这是指，要将立法者设为目标的利益，与基本权利主体所受损害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不应采取此限制措施。

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只是基于社会平衡、社会公正的考量而对私人财产的正当约束，由于并不取得所有物，当然也就无所谓补偿。有夫妻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按照新的合并纳税的规定，他们夫妻二人要缴纳的个税，超过了他们分别纳税的总额。

财产权的行使应当同时服务于公共福利。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